在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历史进程中，农业不仅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更是区域战略支点建设的核心支撑。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为新时代“三农”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作为长江经济带与中部崛起战略交汇点的湖北，需立足“九省通衢”的区位优势和“千湖之省”的资源禀赋，将农业农村现代化深度融入战略支点建设，走出一条具有荆楚特色的发展路径。

一、筑牢粮食安全压舱石，构建支点建设的战略屏障

在耕地保护维度，构建三维立体治理体系：通过卫星遥感构建耕地“天眼”监测系统，结合地面传感器网络与无人机巡检，形成违法占地行为智能识别闭环。整合耕地质量动态数据库，对江汉平原、鄂北岗地、鄂东南沿江平原等主产区实施分区管护。在鄂西山区因地制宜推广坡改梯、生物篱技术，将水土流失治理与特色种植相结合。这种分级分类的治理策略，既考虑地理特征差异，又有效兼顾生态保护需求。

在产能提升层面，突破传统增产路径依赖，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具体而言，可依托洪山实验室等平台开展水稻分子设计育种，着力培育适应江汉平原涝渍环境的新品种。相较于常规育种技术，分子设计育种有望缩短品种改良周期，这对应对极端气候或具特殊价值。在襄阳、荆州建设智慧农业示范区，分阶段推广北斗导航播种、无人机植保、智能灌溉等技术体系，优先在新型经营主体中试点应用。

粮食安全保障能力的持续提升，本质上依赖于农业生产力的革命性突破。当耕地面积有限性与粮食增产需求矛盾日益凸显时，科技创新便成为破解“地力天花板”的核心变量。湖北作为科教大省，需将农业科技创新的外溢效应与粮食安全战略深度融合，通过生物技术突破种源制约，借助智能装备重构生产流程，使“藏粮于技”从政策宣示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这种科技赋能不仅提升单位土地产出效率，更催生新型生产要素配置方式，为后续产业形态变革奠定技术基础。

二、激活农业科技新动能，锻造支点建设的创新引擎

在种业创新领域，充分发挥武汉国家现代农业产业科技创新中心的作用，明确其职能边界，组建长江中游生物育种创新联合体，重点突破一批“卡脖子”技术。可尝试建立“南繁硅谷+江汉平原”联合育种机制，实现从实验室到田间地头的无缝衔接。鉴于种业研发周期长、投入大的特点，需同步完善风险分担机制。

在数字农业方面，构建“云+管+端”智能协同体系：云端建设农业大数据中心，传输层完善农村5G覆盖，终端研发适配地形特征的智能装备。依托光谷数字经济优势，打造农业AI大模型训练基地，开发适应湖北地形特征的智能农机装备。探索创新“数字农服”模式，通过“滴滴农机”类APP整合全省农机资源，建立基于实时数据的农机调度算法，提升社会化服务效率。

科技创新在释放农业生产力潜能的同时，将引发产业组织形态的链式反应。当数字技术渗透至田间地头，传统农业的时空边界被重新定义，这为三产融合提供了技术接口。湖北需把握这种变革契机，将科技创新形成的“点状突破”转化为产业体系的“网状重构”。智慧农业装备催生精准化生产服务，生物技术突破拓展精深加工空间，数字平台建设重塑产销关系——这些技术要素的聚合效应，正在孵化出超越传统农业范畴的新经济形态。

三、重塑乡村产业新形态，培育支点建设的增长极核

在产业链延伸上，建立“一县一链”动态评估机制，根据资源禀赋变化及时调整主导产业链，避免同质化竞争。可进一步支持监利打造涵盖品种研发、智慧种植、米制品深加工的全产业链。加速推动随州香菇产业向生物提取等高附加值领域延伸。充分依托鄂州花湖机场枢纽，在黄冈建设跨境电商与冷链物流联动的农产品贸易中心。

在新业态培育方面，需深度挖掘“农业+”的乘数效应。在武陵山区发展林下经济与特色种植项目，通过产业链延伸提升经济效益。积极依托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打造乡村民宿精品线路。理性研判预制菜产业趋势，在建立标准化体系的同时，需同步构建区域性食品安全追溯平台，防范产业过热风险。

乡村产业形态的转型升级，本质上是对城乡要素配置效率的重新定义。当县域特色产业链向高附加值环节延伸时，必然要求突破城乡二元结构下的要素流动壁垒：产业升级既要倒逼土地、资本等传统要素的重新配置，又需催生数据、技术等新型要素的市场化需求，这种双向作用机制构成了制度创新的现实基础。湖北需通过体制机制改革，将产业变革产生的要素需求转化为城乡融合的内生动力。

四、创新城乡融合机制，构建支点建设的动力系统

中央一号文件强调“着力健全要素保障和优化配置体制机制”，湖北需在城乡要素双向流动中寻求突破。建议建立“人地钱技”四位一体改革试验区，将数字技术纳入要素配置体系，构建要素价值评估算法模型；试点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作价入股模式，允许村集体以土地权益参与开发区建设。针对此项试点，需明确土地权益入股比例上限和退出机制，建立土地价值评估争议仲裁机制，防范集体资产流失与贬值风险。

在金融创新领域，应充分依托武汉区域金融中心优势，发行乡村振兴专项债券支持高标准农田建设。着力构建农业供应链金融平台，以潜江小龙虾、宜昌蜜橘、随州香菇等特色农产品为标的开展仓单质押融资，同步建立生物资产动态评估模型，以及适应农业生物资产特性的风控体系。可探索设立长江中游农业产业投资基金，引导社会资本参与乡村基础设施建设，明确社会资本退出时需优先保障村集体股权回购权。

城乡要素的优化配置不应止步于经济效率提升，更需承载生态文明建设的时代使命。当金融资本进入乡村建设、土地要素参与市场配置时，生态价值的计量与补偿机制便成为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阀门。湖北作为生态大省，需在要素流动中嵌入绿色导向机制：让农业碳汇交易调节产业布局，使生态补偿影响投资决策，用水权交易重构生产模式。此类制度设计既防范要素市场化可能引发的生态风险，又将绿水青山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新型资本。

五、践行生态优先理念，绘就支点建设的绿色底色

湖北作为长江经济带的“立交桥”，需将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胜势。针对鄂西山区生态特点，实施“碳汇+”工程，发展林药、林菌等复合经营。建立丹江口库区生态补偿2.0机制，探索用水权交易与碳汇协同机制，将湖北的生态区位优势转化为区域协同发展的战略支点——向北对接京津冀的用水需求，向东衔接长三角的碳交易市场，向西联动成渝的生态产品认证体系，共同绘制“以水为脉、以绿为基”的中部崛起新图景。

创新环境治理市场化机制，完善农业面源污染第三方治理模式，通过PPP项目推进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在梁子湖流域试点生态产品价值核算，将水质改善指标纳入生态补偿计量体系，参照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源区生态补偿系数，建立跨市州补偿核算体系。进一步完善长江禁渔智能化监管平台，综合运用声呐监测、环境DNA溯源等技术提升执法效能。

上述五大战略要素构成有机循环系统：粮食安全筑牢发展底线，科技创新提供变革动能，产业升级创造价值空间，城乡融合优化要素配置，生态文明确保可持续性。这种相互作用在湖北呈现独特实践逻辑——长江经济带的生态约束倒逼科技创新，科技赋能重塑农业比较优势，产业升级吸引城乡要素集聚，而要素重组又为生态价值实现提供新路径。这种螺旋上升的互动关系，正是中部崛起战略支点的形成机理。

（作者系华中农业大学农业绿色低碳发展实验室主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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