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4年首次出现“民工荒”以来，关于中国经济是否到达“刘易斯拐点”的讨论方兴未艾。尽管到底是刘易斯“第一拐点”还是“第二拐点”，还有待确认，但毫无疑问，中国经济已逐步进入到一个劳动力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的“刘易斯转折区间”，农业劳动力不再无限供给。

　　刘易斯二元经济模型认为，在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转轨的过程中，传统农业部门必须同时向现代工业部门提供无限的劳动力和充足的农产品剩余，否则将无法保证城市工业部门的扩张和充足的食物消费，其不仅不能将农业剩余劳动力吸收殆尽，甚至还可能会发生粮食危机。因此，模型成立的条件是减少农业劳动力不会影响其边际产出。当前，我国尚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快速发展的关键阶段，尚未实现经济一体化，但农业劳动力已存在过度转移迹象，老龄化和女性化明显。因此“刘易斯转折区间”对我国农业部门而言，无疑是一个挑战，即如何同时提供剩余劳动力和剩余农产品。这并不同于刘易斯模型中将农业描述成一个消极被动的传统部门所面临的情况。我国经济发展形势给农业部门提出了更高要求，即农业生产率提高、技术进步与工业扩张同等重要，农业现代化必须与工业化、城市化同步进行。

　 农业发展方式转变关键在人

　 依靠城市支持农村、工业反哺农业，有利于统筹城乡和工农协调发展。但在经济新常态下，城市工业部门正在不断深化“去产能”、“去库存”、“降成本”等为主要内容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短期阵痛不可避免，就业空间和容量日益受限，尚无力对农业进行全方位的“反哺”，国家财力也无法支撑起大规模全覆盖式的农业支持与补贴。因此，在经济发展的新阶段，尤其不能忽视农业部门的自身发展潜力及其高回报的可能。例如，舒尔茨就对刘易斯模型将农业视作消极被动的传统部门不以为然。实际上，“农业的弱势”在于其自身特定的发展阶段和传统生产方式。通过引入现代生产要素对传统要素进行替代，传统农业是可以发展成为具有自生能力的现代竞争性产业的。现代农业不仅可以继续为城市工业部门提供剩余农产品，而且可以充分应对劳动力过度转移和“刘易斯转折区间”的挑战，成为经济增长的源泉。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

　 从发展经济学来看，转变农业发展方式、改造传统农业的关键是引入新的现代农业生产要素，打破其长期停滞的低水平均衡状态。舒尔茨曾明确指出，“引进新的生产要素，不仅要引进新种子、机械这些物的要素，更要引进具有现代科学知识、能运用新型生产要素的人。”农民是新型生产要素的需求者，因此一要使新生产要素真正有利可图；二要使农民真正学会使用这些新生产要素，即对农民进行人力资本投资。人力资本投资作为最有价值的投资，包括教育、健康、培训和劳动力流动四个维度。其中，二元经济模型中与工业化、城市化最为相关的核心变量就是劳动力流动，劳动力流动通过优化人力资本配置，调整人力资本分布的稀缺程度最终实现二元经济的一体化。

　 从“洗脚进城”到“洗脑回乡”

　 建设具有高回报的现代农业，一是靠物，通过物质资本投资如基础设施、R&D、机械化、“互联网+”等实现农业技术进步，解决好“未来怎样种田”的问题；二是靠人，即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职业农民，解决好“未来谁来种田”的问题。其中，人的因素又最为关键。在出现“民工荒”以后，近年来又出现了农民工“回流潮”，并渐成气候，特别是广大农民工返乡创业势头喜人，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增添了新动能。有外出务工经历的农民工经历过城市化和现代性的洗礼，重新回到农村，在个人能力、知识结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等方面都发生了重要变化，与第一阶段的劳动力转移已存在根本不同，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可谓劳动力转移的2.0版。

　 与劳动力转移1.0版中农民工“洗脚进城”主要从事高强度劳动密集型产业不同，2.0版中回乡创业的新生代农民工“洗脑回乡”，有着工业化、城市化和市场化的亲身体验，了解现代市场经济和产业体系的运行规律，对传统农业的改造、乡土社会现代性的塑造必将产生深远影响，是当前农村最宝贵的一笔人力资本财富。以建设现代农业为例，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最为关键的就是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与传统农户不同，种养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和龙头企业等新型经营主体从事专业化生产、集约化经营和社会化服务，充分融入市场，承担市场风险，分享市场收益，这需要一大批农业企业家、合作社带头人和农业产业工人等为代表的新型职业农民，农民工返乡创业恰逢其时。对农村社会而言，农民工创业者拥有在城市积累的物质资本和社会资本，会给传统农村导入新的资金流、技术流和信息流，传播现代文明和生活方式，这不仅会重构农村社会的传统性与现代性，而且有利于中西部地区承接东部产业转移，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和地区发展差距，对缓解当前农村“空心化”等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也有着重要作用。

　 劳动力转移的多向流动与嬗变

　 不同于刘易斯二元经济模型，有中国特色的劳动力转移充满着离乡与返乡、离土与守土乃至传统与现代的多向流变和反复转换，在劳动力转移1.0版中大多数农民工并没有完成市民化的转变。在新形势下，劳动力流动再次充当了统筹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角色，2.0版极有可能成为工业化、城市化与农业现代化协同发展的重要抓手。例如，农村“双创”已被国务院常务会议正式确定为打开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协同发展新局面的重要途径。对农业而言，小农经济和劳动投入过密是其上千年来的基本经济学特征，在当前“刘易斯转折区间”的时代背景下，农业能否利用劳动力流动转型升级的机会，打破传统小农模式，培育新型经营主体，使现代农业成为重要的产业支撑，不仅意味着传统“过密型”生产方式的转变，甚至有可能彻底颠覆上千年来的小农经济及农村社会。

　 诚然，刘易斯模型的终极目标是实现二元经济的一体化，城市化和市民化是大趋势，劳动力转移2.0版的出现似乎并不合时宜。但因为有中国特色的劳动力转移方向反复转换的不彻底特征，所以劳动力转移2.0版有其客观必然性。我们可以将其理解为中国特色劳动力转移的一个阶段，具有阶段性和过渡性。在刘易斯模型中，其并没有解释传统农业部门究竟如何获得与城市工业部门相等的劳动边际生产率，这似乎是一个自动实现的过程。但劳动力转移2.0版尤其对传统农业实现现代化和获得同等的劳动边际报酬有利，这才是二元经济一体化的本质特征。另外，农民工返乡创业者还只是全社会整个“双创”大军中的一个孩童，可能遭受各种挫折。但我们有理由坚信，在1.0版本中能够支撑起整个城市化建设的农民工群体，在其整体面貌已经发生质的飞跃的今天，辅之以必要的政策扶持，一定能够在广阔农村书写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新篇章。

　 （作者：华中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李谷成教授）